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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棟11樓 第二部–這城市(2)＊
阿居出現那一年，我們五歲。
把時間往回推算，那一年是1986年，應該是夏天吧。
這一年，李遠哲得到化學界最高榮譽諾貝爾化學獎，只是我們那時都還太小，完全不明白什麼是化學，但我爸爸還有阿居的爸爸一天到晚討論著諾貝爾，我問爸爸什麼是諾貝爾，他回答我說：「諾貝爾是很久以前的一個科學家，他發明了炸藥，他死了以後，成立了諾貝爾獎，可以拿到諾貝爾獎的人都是世界上頂瓜瓜的人物喔。
「像這個李遠哲，」爸爸打開報紙，指著一張照片，「因為他的化學很厲害，所以他就拿到諾貝爾化學獎啦。」
「什麼很厲害，就會拿什麼獎喔？」
「對啊。」爸爸笑著回答。
「那，我們的總統有拿諾貝爾總統獎嗎？」，我好奇的問。
「總統獎？沒有耶。」
「可是，總統不是頂瓜瓜的人物嗎？」，我不可思議的問著。
爸爸沒有再回答，他摀住我的嘴巴，在擔心害怕什麼似的，要我別再說了。
後來我才知道當時還是戒嚴時期(註一)，人民是沒有言論自由的。
不過，我們當時對什麼解嚴，什麼蔣經國李登輝的完全沒有興趣，也不可能有興趣，我們唯一有興趣的，就是聖戰士還有科學小飛俠。我跟阿居好幾度懷疑諾貝爾獎是騙人的，因為我們覺得聖戰士跟小飛俠很厲害，為什麼沒有拿諾貝爾厲害獎呢？
那一陣子，諾貝爾三個字一直掛在我們嘴邊，連幼稚園同班的同學都被我們傳染，你可以整天聽見我們諾貝爾來諾貝爾去的，不過諾貝爾到底是誰，我們依然不甚了解。
幼稚園對我們來說，就像是第二個天堂。
不消說，第一個天堂一定是自己的家，因為家裡有爸爸媽媽。
又因為幼稚園裡除了爸爸媽媽沒有之外其他的應有盡有，所以幼稚園變成第二個天堂。
我們都喜歡到幼稚園去，因為幼稚園有閉路電視，就是現在的錄放影機。
那時候我一直在想，到底什麼叫做「閉路電視」呢？又是哪個閉路呢？
「必路」？「必錄」？「閉鹿」？「壁鹿」....？
因為我不斷的在念著閉路，阿居可能覺得很煩吧，他從我後腦芍打下去，罵說：
「閉閉閉閉閉你個大頭啦！看就對了想那麼多幹嘛！」
那是我們這輩子第一次打架，阿居贏了這一次，他在老師還沒能阻止他以前就把我推向閉路電視，碰碰磅磅的兩三聲，那天就沒有閉路電視看了。
我們打過架之後，所有男生變得奇怪，每節下課都會找人打一架，打贏的人就可以得到我們的諾貝爾打架獎。
打架獎其實沒什麼特別，只是幾個男生把他扛起來繞小運動場一圈。
我印象很深刻，我被扛過五六次，阿居至少有十次。
而且班上幾乎每個男生都有被扛過的記錄。
除了小威。
我忘了他的名字了，我只記得我們都叫他威威。
威威從來沒有跟任何人玩過打架遊戲，甚至其他的遊戲他也很難參與。
我們當時只知道他不能走路，每天都要坐在椅子上。
他的腳的形狀有些奇怪，他的腳指頭永遠是彎的。
後來才知道他是先天性下肢癱瘓。
我跟阿居還一度很不懂事的說要頒給他諾貝爾癱瘓獎，結果被老師狠狠的打了一頓。
從此之後，我們沒再說過諾貝爾三個字。
一年多以後，我們上了小學，可能是因為阿居的爸爸的關係，他認識我們班的導師，我們被編在同一班，座位坐在個隔壁。
因為阿居姓水，是個很特別的姓，加上水爸爸時常在中午的時候出現在教室走廊準備帶阿居回家，所以班上的同學很快的就認識他。他是我們班上第一任班長，也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任班長。
阿居當班長當得亂七八糟，看他的德性你也可以猜的到。
每一次學校廣播班長到教務處領東西，我們班永遠都是最後一個去領的；
而我永遠最倒楣，阿居每次忘了廣播，就會拖我一起去教務處，一起去找那個高大肥胖的女老師。
她的口紅很紅很紅，她的臉頰五顏六色，她的身體總有一股味道。
「水泮居！又是你！每一次都是你最慢！害我不能早點下班！下一次再慢你給我試試看！我一定連你副班長一起打！」
這下子我成了副班長，但明明班上的副班長是女孩子啊。
好像有一種不成文的規定，或是一種既定的模式，班長跟副班長一定都是班上的第一二名，原因無他，因為要身為好榜樣才能當領導人。
但阿居的功課挺差，不怎麼愛念書就算了，課本還時常帶錯，罰勞動服務永遠都有他的名字，然後他會要我陪他一起留下來打掃。我們曾經一起擦過全班的窗戶，只是越擦越髒，因為阿居去借來的抹布是用來擦黑板的。
副班長跟阿居完全相反，是個功課跟才藝都很優異的女生。
她很不喜歡說話，帶著一副遠視眼鏡，看來很有學問，但如果正面瞧她，你會以為自己正在跟一隻凸眼金魚說話，我們都以為她的眼睛本來就那麼恐怖，後來才知道原來是遠視眼睛造成的效果。
大學時偶爾會聊起以前的事情，也聊起我們生命中的第一個副班長，我問阿居，副班長到底叫什麼名字？他說忘記了，我也想不起來。
我們第一次看見死人，是在我們家附近的路口。那天，我們正要一起走路上學。
那根傾斜的電線桿被一輛車撞倒了，中華民國萬歲六個字壓在攤販的綠色棚架上，飯糰阿嬤在車底下，我們只看見她的腳。
我們只是瞪大眼睛看著，看著。
那天回家我問媽媽，幼稚園的時候飯糰阿嬤每天都會說一些我聽不懂的話，然後塞給我一塊油條，她到底說了什麼？
媽媽說，飯糰阿嬤是個外省人，她每次看見我，都會摸摸我的頭，然後用很重的外省腔說：「學學好可愛，真希望你就是我的孫子。」
阿嬤，您也很可愛，我也希望我就是您的孫子。
- 待續 -
* 人生總有許多遺憾，所以還在身邊的要珍惜，已經離開的該懷念。
註一：
5月19日和5月20日，在台灣歷史上真是特殊的日子，具有著特殊的意義。
1949年5月19日，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還在大陸上面對共產黨革命之際，省主席陳誠在台灣頒布戒嚴令。這個戒嚴令，於翌日5月20日清晨起生效，於是台灣進入軍事戒嚴時期。戒嚴令頒布的半年後，蔣介石政權敗退來台，戒嚴繼續實施，人民的基本自由人權，如集會、結社、言論、出版、講學的各項自由，受到嚴重箝制，因此有黨禁﹑報禁﹑出國旅行禁…。戒嚴延續了38年之久，直到1987年才解除﹐成為世界實施最久的戒嚴令。
本註一截錄自世新大學李筱峰教授 《從主宰人民到人民作主》一文。
阿居出現那一年，我們五歲。
把時間往回推算，那一年是1986年，應該是夏天吧。
這一年，李遠哲得到化學界最高榮譽諾貝爾化學獎，只是我們那時都還太小，完全不明白什麼是化學，但我爸爸還有阿居的爸爸一天到晚討論著諾貝爾，我問爸爸什麼是諾貝爾，他回答我說：「諾貝爾是很久以前的一個科學家，他發明了炸藥，他死了以後，成立了諾貝爾獎，可以拿到諾貝爾獎的人都是世界上頂瓜瓜的人物喔。
「像這個李遠哲，」爸爸打開報紙，指著一張照片，「因為他的化學很厲害，所以他就拿到諾貝爾化學獎啦。」
「什麼很厲害，就會拿什麼獎喔？」
「對啊。」爸爸笑著回答。
「那，我們的總統有拿諾貝爾總統獎嗎？」，我好奇的問。
「總統獎？沒有耶。」
「可是，總統不是頂瓜瓜的人物嗎？」，我不可思議的問著。
爸爸沒有再回答，他摀住我的嘴巴，在擔心害怕什麼似的，要我別再說了。
後來我才知道當時還是戒嚴時期(註一)，人民是沒有言論自由的。
不過，我們當時對什麼解嚴，什麼蔣經國李登輝的完全沒有興趣，也不可能有興趣，我們唯一有興趣的，就是聖戰士還有科學小飛俠。我跟阿居好幾度懷疑諾貝爾獎是騙人的，因為我們覺得聖戰士跟小飛俠很厲害，為什麼沒有拿諾貝爾厲害獎呢？
那一陣子，諾貝爾三個字一直掛在我們嘴邊，連幼稚園同班的同學都被我們傳染，你可以整天聽見我們諾貝爾來諾貝爾去的，不過諾貝爾到底是誰，我們依然不甚了解。
幼稚園對我們來說，就像是第二個天堂。
不消說，第一個天堂一定是自己的家，因為家裡有爸爸媽媽。
又因為幼稚園裡除了爸爸媽媽沒有之外其他的應有盡有，所以幼稚園變成第二個天堂。
我們都喜歡到幼稚園去，因為幼稚園有閉路電視，就是現在的錄放影機。
那時候我一直在想，到底什麼叫做「閉路電視」呢？又是哪個閉路呢？
「必路」？「必錄」？「閉鹿」？「壁鹿」....？
因為我不斷的在念著閉路，阿居可能覺得很煩吧，他從我後腦芍打下去，罵說：
「閉閉閉閉閉你個大頭啦！看就對了想那麼多幹嘛！」
那是我們這輩子第一次打架，阿居贏了這一次，他在老師還沒能阻止他以前就把我推向閉路電視，碰碰磅磅的兩三聲，那天就沒有閉路電視看了。
我們打過架之後，所有男生變得奇怪，每節下課都會找人打一架，打贏的人就可以得到我們的諾貝爾打架獎。
打架獎其實沒什麼特別，只是幾個男生把他扛起來繞小運動場一圈。
我印象很深刻，我被扛過五六次，阿居至少有十次。
而且班上幾乎每個男生都有被扛過的記錄。
除了小威。
我忘了他的名字了，我只記得我們都叫他威威。
威威從來沒有跟任何人玩過打架遊戲，甚至其他的遊戲他也很難參與。
我們當時只知道他不能走路，每天都要坐在椅子上。
他的腳的形狀有些奇怪，他的腳指頭永遠是彎的。
後來才知道他是先天性下肢癱瘓。
我跟阿居還一度很不懂事的說要頒給他諾貝爾癱瘓獎，結果被老師狠狠的打了一頓。
從此之後，我們沒再說過諾貝爾三個字。
一年多以後，我們上了小學，可能是因為阿居的爸爸的關係，他認識我們班的導師，我們被編在同一班，座位坐在個隔壁。
因為阿居姓水，是個很特別的姓，加上水爸爸時常在中午的時候出現在教室走廊準備帶阿居回家，所以班上的同學很快的就認識他。他是我們班上第一任班長，也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任班長。
阿居當班長當得亂七八糟，看他的德性你也可以猜的到。
每一次學校廣播班長到教務處領東西，我們班永遠都是最後一個去領的；
而我永遠最倒楣，阿居每次忘了廣播，就會拖我一起去教務處，一起去找那個高大肥胖的女老師。
她的口紅很紅很紅，她的臉頰五顏六色，她的身體總有一股味道。
「水泮居！又是你！每一次都是你最慢！害我不能早點下班！下一次再慢你給我試試看！我一定連你副班長一起打！」
這下子我成了副班長，但明明班上的副班長是女孩子啊。
好像有一種不成文的規定，或是一種既定的模式，班長跟副班長一定都是班上的第一二名，原因無他，因為要身為好榜樣才能當領導人。
但阿居的功課挺差，不怎麼愛念書就算了，課本還時常帶錯，罰勞動服務永遠都有他的名字，然後他會要我陪他一起留下來打掃。我們曾經一起擦過全班的窗戶，只是越擦越髒，因為阿居去借來的抹布是用來擦黑板的。
副班長跟阿居完全相反，是個功課跟才藝都很優異的女生。
她很不喜歡說話，帶著一副遠視眼鏡，看來很有學問，但如果正面瞧她，你會以為自己正在跟一隻凸眼金魚說話，我們都以為她的眼睛本來就那麼恐怖，後來才知道原來是遠視眼睛造成的效果。
大學時偶爾會聊起以前的事情，也聊起我們生命中的第一個副班長，我問阿居，副班長到底叫什麼名字？他說忘記了，我也想不起來。
我們第一次看見死人，是在我們家附近的路口。那天，我們正要一起走路上學。
那根傾斜的電線桿被一輛車撞倒了，中華民國萬歲六個字壓在攤販的綠色棚架上，飯糰阿嬤在車底下，我們只看見她的腳。
我們只是瞪大眼睛看著，看著。
那天回家我問媽媽，幼稚園的時候飯糰阿嬤每天都會說一些我聽不懂的話，然後塞給我一塊油條，她到底說了什麼？
媽媽說，飯糰阿嬤是個外省人，她每次看見我，都會摸摸我的頭，然後用很重的外省腔說：「學學好可愛，真希望你就是我的孫子。」
阿嬤，您也很可愛，我也希望我就是您的孫子。
- 待續 -
* 人生總有許多遺憾，所以還在身邊的要珍惜，已經離開的該懷念。
註一：
5月19日和5月20日，在台灣歷史上真是特殊的日子，具有著特殊的意義。
1949年5月19日，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還在大陸上面對共產黨革命之際，省主席陳誠在台灣頒布戒嚴令。這個戒嚴令，於翌日5月20日清晨起生效，於是台灣進入軍事戒嚴時期。戒嚴令頒布的半年後，蔣介石政權敗退來台，戒嚴繼續實施，人民的基本自由人權，如集會、結社、言論、出版、講學的各項自由，受到嚴重箝制，因此有黨禁﹑報禁﹑出國旅行禁…。戒嚴延續了38年之久，直到1987年才解除﹐成為世界實施最久的戒嚴令。
本註一截錄自世新大學李筱峰教授 《從主宰人民到人民作主》一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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